首页 > 科技 > 计算机 > 网络与互联网
哲学早餐俱乐部：四个杰出科学家如何改变世界

作译者：熊亭玉
出版时间：2017-08 千字数：402 版次：01-01 页数：484
开本：16开装帧： I S B N ：9787121324888
换版：
纸质书定价：￥68.0
库存:有
分享到：
共有图书评论0条【查看评论摘要】
看了又看
{{data.bookName}}

￥{{data.price}}
内容简介
前言
上架建议
作者简介
编辑推荐
音视频专区
序言  科学家的诞生

这五十年的时间发生了多少事情——我要说的是，在人类历史中，这是前所未有的非凡时代。我所说的并非帝国的兴起衰落，朝代的更替，或是政府的建立。我所说的是科学的革命，这些革命的影响远胜过任何政治事件，这些革命改变了人类的地位和前景，其作用是史上所有的征服、所有的法典、所有的立法者都无法比拟的。
  ——本杰明·迪斯雷利1，1873

1833年6月24日，英国科学促进协会2召开第三次大会。这个羽翼未丰的协会有852位缴纳了会费的成员从英格兰、苏格兰和爱尔兰各地，甚至是从欧洲大陆和美国前往剑桥参加会议。剑桥大学评议会大楼庄重肃穆，成员们济济一堂，许多人还携妻带女，他们在此参加了第一次全体会议。一位发言人站到了讲台上，台下听众激动而期待的心情溢于言表，整个会场都弥漫着这样的氛围。发言人是威廉·休厄尔，他三十多岁，体格健硕，高大威武，头脑过人，颇有声望。休厄尔是剑桥的明星：他率直坦言自己是三一学院的成员，最近辞去了矿物学教授的职位；他撰写了一系列物理学教材，还有一本书，讲的是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，内容新颖，发人深思。在这之后，不到十年的时间，他就会如人所料地成为三一学院的院长——剑桥大学最权威的职位；也有人谓之为整个学术界最权威的职位。他是英国科学促进协会成立的引路人之一，是这次剑桥盛会骄傲的东道主。
休厄尔讲话的声音有力而自信，明显带有他家乡英格兰兰开夏郡特有的元音口音。他赞扬了与会者，讨论了科学的现状，特别提及了天文学，称之为“科学界的女王”。他对科学的本质做了发言，指出“事实和理论”构成了科学，两者都很重要：要成功地进行科学研究，既要有明锐的观察力，又要有理性的推理能力。他提到了三一学院以前的一位成员——弗朗西斯·培根，17世纪的科学改革家，他将这位伟大前辈的改革目标同本协会的目标联系起来。正如大会组织者预料的那样，受邀而来的休厄尔开幕词做得非常精彩。大家报以满怀敬意的掌声——这不仅是对休厄尔的赞赏，也是对自己聚集于此的良好判断力和品味的赞赏——接着听众就安静了下来。
掌声渐渐沉寂，一位男子倨傲地站了起来。他就是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·泰勒·柯勒律治，看到他，与会者都有些惊讶。数十年前，柯勒律治写过一本有关科学方法的小册子。近三十年来，他一直居住在汉普斯特德附近的海格特地区，几乎足不出户，但这一次，他觉得有必要不辞辛劳赶往母校参加大会。这样的行程于他是最后一次；同一年他就去世了。对于做科学研究的人而言，柯勒律治这次的介入有可能会产生深远的，甚至波及今日。
当时，做科学研究的人被称作“科学人士”（其中鲜有女性），“学者”（套用了法国人称呼博学之人的词），或者——考虑到自古以来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密切关系——他们还被称为“自然哲学家”。柯勒律治尖酸地说道，协会的成员不应该再自诩为自然哲学家。他说，在化石坑里挖土，或是用电气设备做实验的人就配不上自然哲学家这一称谓；换言之，这些人不是“坐在扶手椅里”思考宇宙奥秘的“哲学家”，他们做的是实际工作，他们做研究的手也是脏兮兮的。作为一个“地道的形而上学者”，柯勒律治坚持自己的看法，他禁止这些人使用这个尊称。他的一番话尖刻无礼，惹恼了与会者，会场一片哗然。这时，休厄尔再次起身，让大家安静了下来。对那位“著名的绅士”，他礼节周到地表示了同意——认为是应该有一个恰当的词来形容本协会的成员了。如果说“哲学家”这个词给人的感觉“过于宽泛而且高高在上”，那他的建议是，“从艺术家这个词类推而来，我们可以用科学家。”休厄尔仅用一个修辞，就创造了我们今天使用的科学家这个词。
科学家这个词在这个时间，这个地点，由休厄尔提出来并非偶然；它实际上是休厄尔和他三个朋友四个人二十年来工作的顶点。从其他方面来看，这个词又只是他们工作的开端而已，虽然在当时就被提出来了，但直到几十年之后，这个词才得到了广泛应用。

*  *  *

这四个人相会于剑桥—“科学家”这个词的诞生地。二十年前，他们都还是剑桥大学的学生，休厄尔和他的三位朋友查尔斯·巴贝奇、约翰·赫歇尔和理查德·琼斯就聚在一起，讨论过休厄尔1833年演讲时涉及的话题。他们谈到了弗朗西斯·培根的重要性，认为有必要执行培根在两个世纪之前就预见到的改革，而且科学离不开观察和推理。后来，这四个人亲切地称呼他们的谈话为“哲学早餐”。
这四个人年轻，具有批判性。星期日上午，他们聚在一起，审视当时的科学研究，觉得不尽如人意。他们看到的是：探索未知是有钱人个人的追求，没有得到公众的支持和承认。没有人会因为科学研究得到报酬；大学也极少支持化学教授的实验；在剑桥和牛津，学生甚至拿不到自然科学 学位；科学创新得不到任何荣誉，也得不到贵族头衔，连金钱的奖励也没有。科学界，做研究的人很少聚在一起，他们从来不公开讨论自己的工作；就连伦敦皇家学会——从艾萨克·牛顿时代以来就是自然哲学的堡垒，虽然也宣读科学论文，但从来不会对论文进行讨论或是反驳。事实上，该学会的很多成员根本就不是科学人士，而是古文物研究者、文学人士，或是想要同哲学家交往的贵族。
而且，人们对于“科学方法”也没有统一的认识，多种发现创造理论的途径各行其道。更糟糕的是，其中还蕴藏着一种令人不安的科学推理趋势，在这四人看来，用这种科学推理方式是得不到新知识的，不仅会颗粒无收，还会有非常危险的后果。长久以来，科学一直是为国家服务的，也就是为国王和政府服务，而科学应该用以提高普通人生活这种理念是绝对小众的。在这四人看来，科学就仿佛还是中世纪的炼金术，秘而不宣的方法，遮遮掩掩的发现，只有进行研究的人才能获得其中的好处，禁锢了知识。毫无疑问，这四人觉得科学是停滞不前的。
这四个人一生都致力于改变科学。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经过他们的努力，并同今日的状况对比，科学和科学家开始像那么一回事了。
在19世纪初，科学人士很有可能是在闲暇时间收集甲虫的乡村牧师，或是在自己出资的实验室里进行实验的富有绅士，又或是有钱人手下的杂务总管。到了19世纪末，他就是“科学家”——一位专业人士（仍然鲜有女性），在某种制度框架下进行一种常见的活动。这种制度的框架就是：专业协会只接纳进行科学研究的成员、研究基金，还有就是培养年轻科学研究者的大学和实验室。1817年，著名诗人柯勒律治写了一本有关科学方法的小册子，这在当时并不奇怪；可到了1833年，诗人谈论科学就已经是很少见了，而在1833年之后，这几乎就是难以想象的了。艺术和科学之间慢慢建起了一道围墙，迄今为止，这道围墙依然矗立。
什么样的方法才是科学方法？在这四人之前，科学人士和公众几乎从未清楚明白地讨论过这个问题；经过这四人的努力，科学方法成了大家经常讨论的话题——并且成为了激烈辩论的话题。科学人士必须反省自己的方法，不能随意为之。之前，人们有时也会提到弗朗西斯·培根的“归纳法”，可就没有弄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；后来，培根的归纳法被发扬光大、普及推广，至今为止，还在指引科学家的工作。早期的研究很有可能是为了追逐个人荣耀，或是为了国王和帝国的荣耀，或是为了推动“纯粹的知识”，但到了19世纪末，从某种角度而言，科学家被视为是对公众负责的。不同于以往，自然科学的方法能够——而且应该——用以理解并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，这已成为普遍的认识。这一理念虽然在20世纪和21世纪经历了一些波折，即使科学家们并不总将这一理念看作前进的动力，它却始终是众多现代科学研究的核心，是公众对科学理解的一部分。
这四个人促成了这一革命，他们才华出众、学识深厚，具备那个时代的乐观主义精神。威廉·休厄尔出身寒门，是木匠的儿子，最终成为了维多利亚时代科学界最权威的人之一。查尔斯·巴贝奇是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的发明者，他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设计制造计算机，虽然英国政府给了他相当于两艘战舰的拨款，最终他还是抱憾而终。约翰·赫歇尔是德国天文学家威廉·赫歇尔的儿子；他的名声超过了自己的父亲，是那个时代最有声望的天文学家，同时，他还是摄影技术的发明者之一，杰出的数学家、化学家和植物学家。理查德·琼斯——体形肥胖，爱好美食，是这个小群体各种科学讨论的关键人物——在他的帮助下，一门新生的学科，政治经济学（当时被称作经济学）有了体面的地位。
我要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，这既是他们的故事，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故事，他们参与塑造了那个时代。
这是多么辉煌的时代呀！正如迪斯雷利在那个时代末所认同的那样，五十年的时间里有那么多的成就，是史无前例的。也许能与之媲美的就是刚过去的五十年：常态的太空探索、数字化计算机时代、因特网、破解人类基因组，还有很多其他的进步。从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——从他们热忱地开始改变科学到他们离开人世之际——爆发了一系列耀眼的科学成就。这一时代见证了摄影、计算机、各种现代电气设备的诞生，见证了蒸汽机的出世，见证了铁路系统的开创。在这一时代，兴起了统计科学、各种社会科学、潮汐学、数理经济学，还有物理学的现代“万用理论”。
这一时期，福利体系、邮政体系、货币体系、税收体系和工厂制造业都得到了改革。各个国家——从欧洲的战场上走了出来——开始在科学项目中展开合作。人们意外地发现了一颗行星；这是自远古之后，人们发现的第二颗新行星。关于其他行星上是否有生命，人们就此爆发了激烈的争论。南半球的天空和全世界的潮汐第一次被绘入了地图。人类第一次派出了公共资助的科考队前往南极洲研究地磁现象。达尔文的进化论改变了人类的视野，改变了人类在世界上的地位。科学同宗教的关系是什么？人们就此提出了崭新的、有时令人颇为不安的问题。
这是个迁移变革的时代，人们对远方的世界，未来世界的发明、探索和推测层出不穷，在这样一个时代，四位朋友一起谋划着如何改革科学家，改变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。在剑桥星期天的哲学早餐桌旁，他们酝酿着自己的计划，他们的一生都致力于此。毕业之后，四人相互拜访，一同旅行，他们的足迹遍布英国和欧洲大陆，他们一起做实验，互相帮忙搜集观察资料和信息；为了共同的科学兴趣，也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，他们游说政府的科学社团。在有生之年，他们四个人都在传阅彼此的手稿，并提出评价——他们之间的影响如此深厚，很多时候要说清是哪个人第一个想出了某个主意，真是难上加难。他们在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，将彼此的著作介绍给更广泛的大众。
在家庭生活方面，他们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：他们主持出席彼此的婚礼，他们用彼此的名字给自己孩子取名，给彼此的子女做教父，让孩子们互相拜访，他们帮助彼此的儿子在大学里安顿下来，找到一席之地。后来，他们小群体的成员一个个去世了，剩下的人怀念哀悼去世的人。他们的一生都在相互通信，跨越半个世纪的友谊，他们写下了数千封信件，互相传阅，一同讨论。他们的观点并非总是一致，有时是细节问题，有时是策略问题，总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。但改革科学是他们共同的目标—从他们相遇之时到他们离开人世之际，他们不改年少的热情，孜孜以求。
要是换做单枪匹马，他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成就。这四个朋友互相督促，成就彼此的发现；他们通力合作，一起来改变科学界。当情况不妙，成功无望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彼此鼓励。即使相隔千里，他们也会寄来长信分享彼此的成功，其中不乏激情洋溢的信件。
赫歇尔和休厄尔都在著作中发表过相同的评论，他们认为科学的进步必然是社会的进步。科学发现的场所不是在真空中，而是在政治、对抗、竞争、合作，还有对知识和力量的渴望而形成的旋流里。科学家并不是孤军奋战。天才是有的，即便是天才也需要同他人的创造性思维进行交融才能有所发现、有所创造、有所发明、有所创新。哲学早餐俱乐部的成就绝妙地印证了其成员的观点。巴贝奇、赫歇尔、琼斯和休厄尔四人通力合作，还有那些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人，他们一起造就了现代科学。
这四个人成功地将自己大胆乐观、年少轻狂的梦想变成了现实，令人赞叹不已。但是，这一成功也带来了几近于悲剧性的讽刺：正是他们的努力让自己成为了过时的人。他们为“科学家”制定了特定的角色，而像他们那样的人却没有了容身之地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同他们差不多的科学人士不愿意顶着“科学家”这个头衔）。现今，英国协会和其他科学机构的成员都是分科非常专业化的科学家，他们是地理学或是天文学方面的专家，但他们并不通晓两门学科。实验室的技术员们，日复一日地做着一种实验；老师们则在培养新一代的科学家，教学生们如何使用光学仪器—而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们不同于现今这一代。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涉猎很广，他们受的是古典主义教育，通晓拉丁文、希腊文、法语和德语；他们兴趣广泛，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，还有大多数的艺术门类都有涉及，他们写诗、破解密码、翻译柏拉图，还研究建筑学；他们研究光学，其原因简单得就像赫歇尔所讲的那样，“光是我的最爱”。他们只要有了兴趣，便会就着身边所有的化学药品和设备进行实验；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时候，他们测量山体和大气压；他们随意漫游，在所到之处观察穷人的经济状况。巴贝奇、赫歇尔、琼斯和休厄尔是奇特的一类人：最后的自然哲学家，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群体—科学家，而科学家的诞生也是他们的消亡。
查看更多 > 图书评论
暂无评论
发表图书评论
评论标题：
评论内容：
验证码：: 看不清楚
点击刷新
: 您还没有登录，请登录后再评论。
点击“登录”
购买过本书的顾客还买过
{{data.bookName}}

￥{{data.price}}